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接觸和瞭解漸漸增多。美國和其他西方列強不同，在中國沒有租界，兩國之間沒有發生過一對一的戰事，美國對中國也沒有過領土佔領。美國在中國的存在主要是基督教傳教團所辦的醫院、學校和慈善機構。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最主要瞭解是，美國是幫助和支援中國反抗日本侵略與佔領的同盟國，由於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的勝利，中國才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成為二戰後世界五強之一，聯合國的發起國。美國主持了對中國內戰的調停，雖然調停失敗，但致力於促成中國的和平。同時，中國人接觸到了更多美國產品，對其性能品質之優越有口皆碑。
在建政之前，中共也對美國讚賞有加。毛澤東和其他中共主要領導人對美國人的印象都特別好。在延安時期，中共盡一切努力與美國建立關係，對美方人士積極統戰，物件不僅是參加中共活動的“革命老朋友”，也包括美國政府的官方人士，並且成功地爭取到美軍觀察組駐延安三年。
然而，在中共建政後，借助“抗美援朝”運動，把美國樹為“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在中國社會，對“美國是頭號敵人”的認知是如此普遍，如此根深蒂固，一直延續到七十年後的今天。從最好的朋友到最壞的敵人，中國人認知的轉換，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這是在朝鮮戰爭爆發期間，通過中共精心組織、全力推動的“三視運動”而做到的。
毛澤東的“一邊倒政策“
1949年4月22日，中共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對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發動攻擊。此前不久，中華民國政府主要官員已經撤離南京。當中共軍隊發動攻擊時，中華民國政府宣佈遷往廣州。次日，中共軍隊佔領南京。
這時候，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未隨國民政府撤離。他留在南京，等待時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謀求與中共政權建立某種關係的可能性。在此期間，他的秘書傅涇波以老同學的身份，與當時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局長的黃華接觸。此後，在1949年5月到6月之間，黃華與司徒雷登多次見面商討美國與中共政權建立某種關係的可能性。6月初，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副國務卿魏博希望他能赴北平會見周恩來，瞭解中共方面的真實想法。因中共已經宣佈，各國外交使節在與北京政權建交之前不再享有外交特權，因此，北京方面決定通過非官方管道邀請他去北京，於是請當時的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出面，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大。6月28日，司徒雷登獲知，北平方面同意他前往，並有可能與當局會晤。司徒雷登將此事電告國務卿艾奇遜。 [1]
然而，6月30日， 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佈“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它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他聲稱“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2]這就是所謂“一邊倒政策” ，即在國際冷戰的情況下，毛澤東向世界宣佈，中共政權站到了蘇聯陣營一邊。
此文發表幾天後，司徒雷登得到艾奇遜指示，不得前往北平與中共高層接觸，以免引起各方評論和聯想，並令他於7月25日前返回美國。幾經波折後，司徒雷登於8月2日從南京飛返美國。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關係——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關係》，即《中美關係白皮書》。8月18日，作為對《白皮書》的回應，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共建政之初與美國建立某種關係的可能性至此告終。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抗美援朝” 與“三視”運動
中共建政後，隨即開始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這三個政治運動。這三大運動彼此關聯，其本質是按照中共的意識形態所進行的，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大規模社會改造運動。然而，中共每一個運動都並非僅僅針對某個單一目標，而是在主要目標中包含其它容易引起爭議，但必須實現的目標。例如，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包含了以“取締反動道會門”名義的消滅地方自發組織的內容，以及以“移風易俗”為名的摧毀宗教活動。“抗美援朝”運動也不例外，在“抗美援朝”的軍事行動之外，還包含了一個清除一切西方影響，特別是美國對中國人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影響的運動。
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高層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毛澤東決定，中共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出兵朝鮮，與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直接對抗。整個討論的過程當時均屬絕密，民眾毫不知情，但是報刊廣播中對發生在朝鮮的事件多有報導。中國剛剛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百廢待興，民眾需要休生養息，對中國可能入朝與美軍作戰的情況有很多疑惑。
中共雖然公開站到了蘇聯一邊，但中國社會對美國的好感依然存在。也許是為了避免社會動盪，志願軍入朝作戰這件事當時是秘密行動。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簽署“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易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準備入朝作戰。10月19日， 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中南局、華東局、西南局和西北局的黨委書記們，包括鄧子恢、譚政、饒漱石、陳毅、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習仲勳、馬明方等，通知他們志願軍將於當日夜間進入朝鮮，在北部“尋機打些運動戰”。但是，這一重大事件卻不能讓全國人民得知：“在目前幾個月內，只做不說，不將此事在報紙上做任何公開宣傳……以便在工作佈置上有所準備”。[3]
毛澤東沒有說明哪些工作需要作出準備，但是，緊接其後出現的一系列情況顯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美宣傳，是這些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既然中共決意出兵朝鮮，而且口號為“抗美援朝”，顯然 “抗美”是參戰的主要目標，“援朝” 反而是次要目標，這樣也就是把美國列為首要敵人。僅僅幾年前還在與中國人民共同抗擊日軍的美國，突然從盟友變成主要敵人，難免引起民眾的疑慮以及“中國是否打得過美國”的擔憂。中共必須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整個社會肅清美國影響。195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市委一份報告上的批示明確指示：“各地務必利用這次抗美援朝運動徹底清楚各階層人民中親美、崇美、恐美思想。”
根據我們在各方面所瞭解，今天廣大市民群眾中存在這些問題：
1、人家沒有打到我們頭上，我們為什麼要去理他們？
2、中國是打不過美國的，因為美國有原子彈。
3、美國在朝鮮打勝仗，為什麼說它是暫時的勝利？
4、政府說今年年底要解放臺灣，為什麼還沒有解放臺灣，是不是怕第七艦隊？
5、近來戰爭一定很不順利，因為近來物價有波動，是不是前方戰爭影響後方物價？
6、我們這裡華東區海岸線很長，非常危險，因為美國隨時可以派大批海軍侵入。
7、解放後生活仍舊不好，還是解放前好。
8、美國不好，但又為什麼拿救濟物資給我們？
9、美國能不能發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10、朝鮮人在中日戰爭中曾幫助日本侵略我國，他比日本人更凶地殺我們中國人，這一次他給美國侵略是應該的，我們為什麼要出志願兵幫助他們？
11、你們說中國出兵朝鮮，為了我國的安全，但它也影響蘇聯的安全，為什麼蘇聯不出兵？
12、“美國之音”是美帝的宣傳，難道共產黨的報紙不是宣傳嗎？
這些想法就是中共所歸結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緒”。 “三視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清除這些“反動”和“錯誤”思想。
10月26日，即志願軍入朝一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第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各地應即展開關於目前時事的宣傳運動” ，並且提出三條宣傳要點和兩條基本內容。這兩條基本內容是：（1）我國對美軍擴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2）我全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應有一致之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檔列出了必須“仇視鄙視蔑視”的若干條理由，作為統一的宣傳口徑；並且說明了具體的宣傳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檔將“親美”列為“反動思想”。[5]
這份檔裡的 “仇視、鄙視、蔑視” 宣傳主題很快被相關部門進一步細化，具化為一整套“之所以必須如此”的理由，由此形成一份宣傳提綱，題目就叫“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6] “提綱”詳細說明對民眾進行反美宣傳的三大主題：（1）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2）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3）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
這三大主題之下各有若干具體而明確的解釋，比方說在“仇視美國”這個主題之下列出8條有關美國對中國實行“軍事包圍，政治排斥”的事例，同時又從歷史角度列舉13條“罪狀”來說明美國一貫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些罪狀從1844年的美國與清政府簽訂的“望廈條約”說起，一直到國共內戰期間美國給國民政府的援助，而在最容易激起民眾情感的日本侵華那一段，這份宣傳提綱提到1937年至1941年美國賣給日本的“軍需物資”，包括廢鐵的數量，卻隻字不提美國幫助中國人民抗擊日軍的“自願援華航空隊”，即著名的飛虎隊，以及在通過駝峰航線為中國運送大量物質的美軍飛行員。在整個戰爭期間，駝峰飛行員總共運輸了 777,000 噸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戰。在此過程中，美軍有 509 架飛機墜毀、81 架失蹤。僅1944
年 1 月一個月裡，每運輸 1,000 噸物資到達中國就有三人死亡。人員方面共有 1,314 名機組人員死亡，345 人失蹤。這些事實，中共都要從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裡抹去。
“提綱”自然也沒提到美國援華救濟會總會（United China Fund）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的慈善活動。“宣傳提綱”中控訴，至1941年底美國輸日的廢鐵還占日本廢鐵輸入的70%，以此作為美國支持日本侵華的證據，卻未提起就在這年的上半年裡，美國援華救濟會總會就為中國籌得50萬美元善款。1941到1945年間，2千多萬中國人得到援華救濟總會的幫助，受益者除了戰爭難民，還包括16萬3千多名兒童，以及30多萬學生大、中學師生。
11月3日，人民日報簡要刊登“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略去了細節，只列出了“仇視、鄙視、蔑視”這三大主題。從這時起，中共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美宣傳運動，簡稱“三視運動“。
“三視運動”的方法
按照中央文件的規定，“三視運動”的具體方式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所謂“內部”指的是：
在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和部隊以內部討論為主。討論開始前應由負責同志召集黨內外幹部會議作有系統的報告，然後由幹部分別在所屬部門內作報告，然後舉行討論。……在討論中大體可以由朝鮮問題入手，然後轉入反對親美恐美問題。應鼓勵個人自由爭辯檢討，以求儘量在思想上徹底解決，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 “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而親美恐美情緒則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7]
除了人人檢討的“內部討論” 之外，中共中央還指示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和不對要出大幅壁報，作專題演講，購買有關書報，組織街頭宣傳，各地文藝界和出版界“應大量生產各種藝術品和小冊子以應宣傳的需要”。[8]
“三視運動” 從“仇美”這個主題開始。 11月5日，《人民日報》打響第一槍。該報在第四版刊登了一篇“訴苦報告”，控訴1946年北京鐵路工人王恩弟被美軍射殺事件。從這天起到12月初，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裡，《人民日報》共刊登了39篇控訴文章，這些文章從歷史談到現實，從鴉片戰爭到朝鮮戰場，刊登了大量繪聲繪色的描繪。其中有不少“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暴行”的報導。這些報導往往來源不明， 例如，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大屠殺“的報導，歷數6月戰爭爆發以來在朝鮮發生的針對平民的大屠殺，屠殺者統稱為“美李軍”，或者“美李匪幫”。報紙登載的那些屠殺是否真的發生過，如果確有其事，究竟是美軍所為還是李承晚軍隊所為？報導語焉不祥。例如這一段：
在仁川，李偽軍逃跑之前，從六月二十九日午後一時到七月三日夜半十一時，一共屠殺了和平人民一千多人，許多人全家被殺，從嬰兒到八十三歲的老太太都不能倖免。七月四日仁川解放後，在沿海的島嶼、在海岸、在街頭，到處都發現被慘殺的屍體。很多青年男女的屍體還扣著手銬。老年人的屍體是五具或十具在一起用麻繩捆著。少年們的屍體是用麻繩勒著脖子，十個到二十個勒在一起。可愛的嬰兒們的屍體，則是五個到十三個地裝在草袋子裡。被屠殺的人們大都是雙手反縛，兩腿拆斷，遍體刺傷，開膛破腹，被弄得四肢殘缺不全。[9]
以上說明這場屠殺是李承晚軍隊所為，而緊接著的下一段卻引用一名14歲倖存女孩的話來證明她全家被“美李匪幫屠殺的事實”。這篇報導中還提到8月3日，“潰退的美軍強迫當地的農民隨他們向南撤退。農民們不願，反而相率北上。於是，瘋狂的美軍就用機槍掃射這批手無寸鐵的難民，並出動飛機加以炸射……當場死二百多人。” 然而，資料顯示，1950年8月3日，朝鮮人民軍與美軍之間在鎮東裡確實發生過一場戰鬥，可是因戰鬥失利因而不得不撤退的並非美軍，而是人民軍一方。據此，上述描述中的屠殺即使發生，也不會是美軍所為。不過，對中共來說，這些宣傳的目的是為了引發民眾對美國的仇恨，事實並不重要。
1950年第11月期的《人民畫報》開始刊登醜化美國的漫畫，此後幾個月中，每一期都有類似漫畫和宣傳畫。美術界“生產”了大批宣傳畫，文藝界創作了許多歌曲戲劇、文學界則推出大量詩歌、小說、故事等等，各報刊連篇累牘地刊登反美文章，對民眾進行密集的轟炸式宣傳。甚至連少年兒童也沒放過，“抗美援朝“期間有不少針對少年兒童的宣傳畫、連環畫、兒歌、童謠等等。
“仇美”態度形成之後，志願軍入朝 “保家衛國”的正當性和正義性也就水到渠成了。在以國家之力的轟炸性宣傳將近一個月後，11月20日，中共軍隊入朝參戰的消息才由《人民日報》通過社論的形式告知全國人民。這時候，“仇美”已經形成強大的“主流觀念”；加上街頭大張旗鼓的宣傳和各單位內部“人人檢討”式的表態，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一種高度緊張的氣氛，“反美“不僅是一種政治態度，而且成為”進步“和”愛國“的標誌。這種高壓在人們心裡造成恐懼感，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有“親美、崇美、恐美”情緒的人。使得有些人即使有所疑惑，也不敢公開表示。
“仇美”態度形成後，大量宣傳畫通過形象語言，將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塑造成高大強壯，把“美李匪幫”描繪成渺小猥瑣，再通過各種英雄故事，捷報等等“報喜不報憂”的報導，製造出志願軍和人民軍“戰無不勝”的印象。由於對境外媒體的控制，多數人只能通過這些報導來瞭解戰況，對真實情況並不瞭解，但是這樣也就達到了樹立起對美國“蔑視”和“鄙視”態度的目的。
“三視運動”的最終目標
這場“三視運動”也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文化改造運動。 “三視運動”與“知識份子改造運動”結合，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資助的學校，教會學校，以及留學歸來的知識份子是這場運動的主要改造對象。
美國雖然參與了八國聯軍鎮壓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拳運動，但是在“庚子拳亂”之後，將部分“庚子賠款”退回，並且以這筆款項作為中國學生留美經費，幫助中國興辦現代教育，引導中國走上近代化道理。通過這筆經費， 從1909年至1911年間，清政府從一千多名考生中選了三批共 180名學生赴美學習，為此還成立了清華學校，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作為赴美留學的預科。
這三批赴美留學生多數學習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化學、採礦、電機、造船、鐵道、教育等專業，並且獲得各級學位。從清末到抗戰之前，先後有幾千名學生赴美留學。 他們歸國後，將現代科學技術和人文思想帶回中國，在中國創立了許多現代近代科學的新學科。這些留學生為古老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當時的知識界有相當多的人在美國接受教育，並且在各大學任教。在中共看來，他們天然具有“親美”的反動思想。
1949年之前，中國最好的大、中學校和醫院均由美國的各種基金會資助。美國援華救濟總會就是由七個長期在醫療、教育、慈善等方面資助中國的教會和民間慈善組織的聯合。援華救濟總會的理事陣容強大，包括諾貝爾文學家獲得者賽珍珠、美國首任駐蘇聯大使小威廉·克利斯蒂安·布列特、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創辦人之一溫德爾·路易士·威爾基、《時代週刊》、《財富》與《生活》三大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約翰·大衛森·洛克菲勒三世、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之子西奧多·羅斯福三世、以《亂世佳人》和《蝴蝶夢》兩度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美國電影業巨擘大衛·塞爾茲尼克，以及金融家和銀行家湯瑪斯·拉蒙得。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名譽主席。可見當時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是相當友好的，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界，對美國在抗戰期間的援助也很感激。
據1936年的調查，美國教會及救濟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41900000美金，其中醫藥方面占百分之14.7%，教育方面占百分之38.2%，宗教及救濟活動費占百分之47.1%。再就其事業範圍來說，近數年來的情況大致如下：（甲）學校方面：在中國的20所教會高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即占17所之多；300餘所教會中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約近200所，幾占2/3；小學方面受美國津貼的約1500所左右，約占全部教會小學的1/4。（乙）醫院方面：受美國津貼的在華教會醫院約200餘所，占中國全部教會醫院的半數左右。在解放以前，美國曾通過“善後救濟總署”和“中國國際救濟會”等機關在這方面積極擴展其勢力。（丙）救濟事業方面：受美國津貼的有孤兒院200余所，麻瘋病院20餘所，聾啞學校10所，盲校30所等等，這些救濟事業的經費津貼機關為“美國援華救濟委員會”。（丁）文化、出版方面：除為數不多的圖書館博物館等外，過去主要是憑藉其直接經營之電影事業進行侵略，在解放前，在中國放映的影片中，美國影片曾占70%以上，這一年來有毒素的美國影片已經被我們完全肅清了。出版方面接受美國津貼的則有少數的教會出版機構如廣學會等。（戊）宗教團體：美國教士在中國直接辦理的基督教西差會有58個，占在華西差會總數130個的半數，受這些美國差會津貼的中國基督教會約有15個。此外還有各種教會的聯合組織和青年團體、出版團體和救濟團體等等。屬於美國系統或和美國有關的天主教修會約有6、7個，在全國123個主教區中間，有13個主教區的主教是美國人。
中共為了清除“美國在華勢力”，將這一切稱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通過以巨額款項津貼宗教、教育、文化、醫療、出版、救濟等各項事業，加以控制，來進行對中國人民的欺騙、麻醉和灌輸奴化思想，以圖從精神上來奴役中國人民”，[11] 必須加以徹底清除。到1951年底，所有這些學校和機構都被收歸國有，各教會則通過“三自運動”掐斷了與國外教會的聯繫，留在中國境內的傳教士有的被迫離開，有的被羅織罪名逮捕，有的被驅逐出境。
在教育界，首當其衝的就是20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會聯合開辦的燕京大學。二十世紀前半葉，燕大是中國教學品質最高、校園環境最好的大學之一，該校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攻讀更高學位。在中共發起的“三視” 反美運動中，為中國現代化過程培養了無數人才的燕大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典型”，“散佈資產階級思想的中心”和“美帝文化侵略的陣地” 。
1951年2月12日，燕京大學被教育部接管。此後，中共在燕大全面開展“肅清美帝文化侵略影響” 的運動。具體方法是中共所熟悉的“自上而下，發動群眾，人人過關” 的政治運動，通過“控訴會” 、展覽會等形式，從“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 ，“認識美帝文化侵略本質”到“控訴美帝給我們思想上的毒害”，步步深入地“肅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影響”。不僅燕京大學如此，輔仁、金陵、齊魯、聖約翰、滬江、之江、震旦、嶺南等教會大學也經歷了同樣過程。最終，中共以“院系調整”為名，將這些大學撤銷，一些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等亦隨之撤銷或者邊緣化。[12]
在這個運動中，留洋歸來的學者也經歷了一番思想改造的“暴風驟雨”。著名學者如雷潔瓊、潘光旦、費孝通等紛紛發表反美文章，潘光旦因承認自己有“親美、恐美情緒”無法過關，後來不得不寫了篇“自我檢討”登在《光明日報》上。[13]
清華大學的西體育館曾經名為“羅斯福紀念體育館”（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以紀念老羅斯福總統對清華立校所起的作用，牆上還有他的雕像。在“三視運動”中，雕像被當作 “帝國主義侵略”象徵剷除。清華大學“覺悟程度最差”的一年級學生，在考社會發展史時，“幾乎全都自動地檢討過去自己的崇美思想”。[14]
此外，中學生也被動員起來，按照“宣傳提綱” 的口徑，到工廠、鄉村對工人農民進行反美宣傳。北京市從1950年10月中旬開始“三視運動” ，1951年1月31日，北京市委提交中共中央和華北局報告中說：
以美國為敵的不歸之路
這是1951年，朝鮮戰場戰火正烈。中共借戰時措施煽起狂熱的民族主義，通過中共擅長的群眾動員和組織方式，經過一系列精心籌畫和展開的運動，中共在數億人民中完成了將美國從盟友變為仇敵的轉折。這是一次成功的大規模洗腦行動。在這場意識形態大清洗的同時，中共利用號召捐款、動員參軍、組織學生給前方將士寫慰問信，婦女縫製“慰問袋”等等各種“援朝” 行動，建立起民眾對剛剛成立的中共政權的認同和服從。密集的大規模宣傳運動將“反美”與“愛國”緊密結合，並且將之變成對立，即中央指示中的“不共戴天” ，“愛國必須反美，反美才能愛國”由此成為多數中國人的認知。“三視運動” 的轟炸型宣傳方式以後在中國多次重複，並且成為中共宣傳戰的基本戰術。
經過這樣的認知轉換後，在中國，反美仇美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在轟轟烈烈的“三視運動” 中被中國人所摒棄。中國從此亦步亦趨地走上了一條蘇聯式封閉專制的道路。事實上，至今沒有回頭。
[10] “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 1949年9月—1950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12-5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