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你的語言文字

 

 

近日的一大新聞，内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數萬蒙古族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和抗議集會，反對政府在中小學强化漢語教學，進一步淡化蒙古族母語教學。有抗議者受傷，有的被捕，甚至有一位學生为抗議母親被捕而跳樓身亡。

我在研究西藏當代史的同时，也關注中國邊疆區域原住民衆的狀況，包括西藏三區即如今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的藏人、内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新疆的維吾爾人及其他民族如四川凉山地区的彜族等等。写文章时，我盡量避免使用大陸流行的將這些民族稱之爲“少數民族”的説法，其原因是，如果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區域裏有多個民族混居，那麽人數較少的民族或许可以稱爲“少數民族”。然而，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是，這些民族祖祖輩輩聚居在自己的鄉土家園裏，不僅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於政治建制，而且在那塊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还有過自己的國家。历史上那裏的漢人是很少的。这些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來也不是少數。最近半個多世紀，即使在中共政府的鼓励下有大量漢人迁入，在很多地区原住民族仍然是主體。在他们的家乡稱他們為少數民族，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欠公平，所以我盡量使用“非漢民族”這個中性的说法。

中國憲法承認“民族自治地方”有民族自治權，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非汉民族的語言文字。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規定，“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爲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采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幷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小學高年級或者中學設漢文課程，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就是所謂雙語教育。上世紀下半葉，内蒙古自治區遷入了大量漢人，尤其是在城市裏，漢人漸漸成爲多數。但是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仍然是主體，尤其是在牧區。内蒙古的中小學采用的是自然區分漢人學校和蒙族學校的辦法，漢人學校只用漢語教學，蒙族學校主要用蒙語教學，逐渐增加汉语教育的分量。

無論是憲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問題是，它們都沒有强調，使用和教育語言文字是非漢民族的一種基本政治權利，是非漢民族自己的選擇。由于沒有把語言的使用和教育提高到基本權利的高度，那就變成一個行政政策問題，自治法中的規定就常常得不到保證。

中共是一個以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爲指導的漢族政權，当政者对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區域始終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慮和恐懼，其表現就是敵視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非漢民族為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而進行的抗爭也一直沒有中斷。在藏區，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傳統寺院被幾乎全數摧毀，喇嘛被驅散后，仍然有喇嘛在草原上秘密地給孩童教藏語藏文。

2016年，青海藏人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爲呼籲保護自己的母語而被逮捕，2018年以“煽動分裂罪”被判五年監禁。中共對非漢民族語言文字的壓迫，其嚴苛程度只有斯大林的前蘇聯政權可以相比。中國邊疆地區非漢民族為保持母語文字的抗爭，也會繼續下去，因爲這種抗爭，意味著自身作爲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猶太人的秘密

1990年，在一年前的藏人抗議引出拉薩軍管一年多后，中共關上了文革后打開的和流亡藏人的對話大門。就在那年秋天，有一組猶太拉比，涵蓋了猶太人的四大流派，從世界各地匯聚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中的小鎮達蘭薩拉，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和達賴喇嘛會談，討論流亡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

拉比们的擔憂由來已久。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他的居所就成爲西方很多追求精神指導的年輕人向往的地方。很多人在此學習藏語文和東方文化，有些还皈依佛教，出家成爲喇嘛，其中又以猶太青年爲多。於是英語中有了一個新詞Jubu （Jewish Buddhist）。他們想請教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是什麽吸引了猶太青年精英。他們在達賴喇嘛的客廳裏，和達賴喇嘛對話討論了四天。

我在2012年的一次采訪中求證尊者和猶太拉比的對話。尊者說，那次對話不是他邀請的，是猶太拉比們自己安排而來。那時候的交通條件還沒有現在那麽好，僅僅是從新德里到達蘭薩拉，就要坐兩天汽車。那次對話非常成功，互相之間都有很多問題，互相學到了很多東西。在那次對話后，組織者Rodger Kamenetz 出版了《蓮花中的猶太人》（The Jew in the Lotus: A Poet’s Rediscovery of Jewish Identity in Buddhist India），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賴喇嘛對於猶太民族處於不利境況下長達千年而保持了自己的文化非常欽佩，他問猶太領袖們：你们的秘密是什么，What’s your secret?

猶太人的秘密是什麽？這個問題既複雜又簡單。複雜在於長達千年的不利境遇和抗爭一言難盡，簡單在於猶太人的秘密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猶太人的秘密就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之中。

希伯來語的復興

在當代世界，以色列國家的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那是猶太民族的語言。但是，在耶路撒冷第二聖殿于公元70年被毀后，長達近兩千年的時間裏，猶太民族曾經流亡于世界各地，是一个沒有自己國土的民族。在流亡求存的過程中，猶太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在人家的土地上，漸漸地希伯來語就不再是一種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頭語言。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說著十多種和當地語言交流過程中發展出的口語，如猶太-西班牙語（也叫Ladino）、意底緒語、猶太-阿拉伯語，或者就說當地的語言，如德語、波蘭語、俄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等等。

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猶太人，始終沒有忘記，希伯來語是他們的語言，是聖經的語言，是上帝給他們的語言。雖然希伯來語作爲日常口頭語言已經是“死亡了的口語“，但是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宗教儀式上拉比們朗誦宗教經典的時候，用的是希伯來語。希伯來語在日常口語中死亡了，但是一息尚存地活在宗教經典和宗教儀式中。

即使如此，這種宗教儀式和祈禱中用的希伯來語，在時間的長河裏也出現了演變，如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用的是Ashkenazi希伯來語，曾經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用的是Sephardic希伯來語，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生活的猶太人用的是Mizrahi希伯來語。而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口語中，都不再說希伯來語。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語言是必須用的，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存活。一旦不用，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而閑置或廢棄，語言就會死亡。人類歷史上已經見證了很多語言文字死亡而與此相連的文明隨之消失的實例，比如美洲的瑪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絲綢之路上一度非常重要的的粟特語言文字和文化。語言文字的死亡往往只需要一二代人的時間。當語言文字死亡的時候，即使後代還活著，與此相關的文明卻消失了。

第二，文明基因保存得最好的，是宗教。當人類群落意識到文明基因涉及他們的生存延續而必須善加保護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最寶貴的文明種子規定爲一系列的儀式、禁忌和規則，使之神聖化，使之融入宗教信仰。

1881年，23嵗的立陶宛猶太人艾利澤·本-耶胡達在巴勒斯坦提出，如果猶太人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建立自己的國家，就必須先復活自己的語言，希伯來語。語言文字是你區別於他人的標識，作爲一個人類群體，一個民族，你是你而不是他人，他人是他人而不是你，區別就在於語言文字。一個民族要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必須有共同的民族意識，即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語言文字。

艾利澤·本-耶胡達和他的同道們為復活希伯來語而奮鬥了幾十年，爲此他必須克服猶太民族内部的複雜分歧，必須動員全民族，達到全體人民的共識。1922年，艾利澤·本-耶胡達去世，享年64嵗。26年后，當以色列國成立的時候，以色列的猶太國民已經有了共同的口頭和書面語言文字。現代希伯來語是全世界九百萬猶太人的共同語言。猶太民族復活希伯來語，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整個民族復活了一個已經死亡的古老的日常使用語言。復活希伯來語的最重要先決條件，是語言文字仍然保存在宗教之中。希伯來語的復興證明，一個語言的消失只需要一兩代人，一個語言的復興，也可以在一兩代人的時間中實現。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在一次采訪達賴喇嘛的時候，向尊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所接觸的藏人都非常關心，都想向尊者提出的問題：在當下藏民族受到中共壓制的困難時期，我們應該怎麽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達賴喇嘛說，藏人一定要重視教育，特別是藏民族語言文字的教育和傳承。在歷史上，藏人的語言文字教育是在寺院裏，通過寺院教育和佛教信仰、佛教哲學、和佛教知識一起實現的。現在，藏人的孩子也要在現代學校裏學習，學習科學、藏語文，也要學習傳統的佛教知識。只要保持藏人的語言文字，我們就能保持藏人的佛教信仰，我們就保持了藏民族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藏文化就不會消失。

我想，這個道理，對中國邊疆地區所有非漢民族都是一樣的。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435

周恩来与中印邊境問題

 

中印邊境發生的衝突，把中印兩國在全球大洗牌和
大調整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表現，放到了世人的眼前。

 

最近中國和印度軍隊在邊境發生衝突，兩个擁核国家的軍隊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區，用原始方式搏鬥，互有傷亡。兩國關係頓時緊張。衝突的原因涉及領土和邊境綫的爭端，中共執政后，大小衝突已經發生過多次，迄今為止最嚴重的衝突是1962年10月的邊界戰爭。但是，在此之前，中國和印度兩大古老文明幾千年來沒有武裝衝突的歷史，爲什麽到了二十一世紀會出現互相“講不通”的糾葛呢？

中共建政之後至今的中印邊境問題，有一個周恩來與尼赫魯之間的插曲。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麥克馬洪綫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是中共和印度“熱戀”的時候。中共建政之時，印度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印度總理尼赫魯以不結盟運動倡導者的聲譽，和“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共周恩來總理惺惺相惜。尼赫魯指望和周恩來聯手，讓中印兩國成爲亞洲國家反帝反殖民主義的領袖。他大概沒有想過“一山不容二虎”的中國智慧。1954年，兩位總理在印度北方喜馬偕爾邦的一座神秘的花園密會幾天，續簽了1914年英印政府和西藏噶廈之間的《印藏貿易協定》，新協定的全稱是《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也就是說，雖然兩邊政局都已改變，但是生意照樣要做，交通照樣來往。這個新協定有一個前言，那就是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兩年后，1956年12月31日，周恩來又來到這個神秘花園，和尼赫魯密談。他們要對剛剛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蘇聯、和對中國正在展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交換看法，特別涉及中共在藏區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印度方面解密的尼赫魯文件記錄了會談的内容，兩位總理顯然不像1954年那樣情投意合了，頗有話不投機之感。

這次密會的背景是，當時年僅21嵗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正在印度訪問，他抗議中共在四省藏區以軍事力量鎮壓反抗社會改造的僧俗民衆，表示有意留印不歸。這對中共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説辭很不利。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必須勸返達賴喇嘛，爲此需要尼赫魯配合。這就是周恩來在出訪和返回的途中，兩次停留印度會見尼赫魯的原因。他有求於尼赫魯。

從神秘花園返回新德里的火車上，周恩來趁著和尼赫魯密談的最後機會，突然説到了兩國邊境問題。解密的尼赫魯文件是這麽記載的：

周恩來說：“麥克馬洪綫——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瞭解這件事。當時的中國政府，也就是說，那些北京的軍閥和國民黨自然是知道的。也許（緬甸總理）吳努已經告訴閣下，我們研究了這個問題，雖然我們從未承認過這條綫，然而，英國同西藏有個秘密條約，在西姆拉會議的時候宣佈過。現在這已是既定事實，我們應該接受它。”

這番話的關鍵詞是“麥克馬洪綫”，這是兩國邊境問題的癥結。接著，周恩來對尼赫魯說，是西藏方面不肯接受麥克馬洪綫，所以需要説服西藏政府，“等到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后將會做出決定”。尼赫魯心領神會。達賴喇嘛最終返回拉薩。不到三年，“拉薩事件“爆發，達賴喇嘛出走，中共解散傳承三百多年的西藏政府，“説服西藏政府接受麥克馬洪綫”一事自然隨之而去。

 

西姆拉會議的遺留問題

1914年，中國北洋政府、英印政府和西藏噶廈在印度北方城市西姆拉舉行會議，要解決的是三方的劃界問題。要明確畫出的不止是西藏和印度的邊界，還有西藏和中國的邊界。在西藏和印度之間，英國人麥克馬洪提出的邊境綫，就是後世所說的麥克馬洪綫。相對西藏和中國的邊界綫，馬克馬洪綫較爲簡單，英印政府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都認可了這條綫。

歷史上，中國和印度之間沒有交界，兩大文明之間隔著喜馬拉雅山脈中的其他文明群落，主要是藏文明地區。這是在中共控制西藏之前，中印之間從未發生邊界衝突的原因。但是中國和西藏之間則存在長久複雜的邊界關係。對1914年的北洋政府來説，中國和西藏之間，比邊界問題更重要的是主權問題。雖然當時的西藏處於“事實獨立”狀態，但是北洋政府若承認了任何邊界協議，就意味著承認了西藏的“法理獨立”地位。所以，西姆拉會議上，中國代表先是草簽了包括麥克馬洪綫在内的協議，但是在正式簽署前接到政府指令，拒絕簽署。這就是周恩來所説“我們從未承認過這條綫”的來歷。

不過，麥克馬洪綫是西藏和印度之間的界綫，西姆拉會議上雙方是承認了的，所以周恩來說“英國同西藏有個秘密條約，在西姆拉會議的時候宣佈過”。這條綫漸漸地成爲“既定事實”。周恩來說“我們應該接受它”，尼赫魯聞之，如釋重負。既然如此，兩國之間就沒有邊界爭議問題了。

被背叛了的尼赫魯

1956至1962年，中國政府用武力平息了藏人的反抗，幾十萬藏人遭到殺戮，同時中國軍隊在“平叛”中訓練了高原作戰能力。“西藏平叛”結束半年後，參與平叛的解放軍部隊對印度突然發起了“自衛反擊戰”。這次邊境地區的局部戰爭，把尼赫魯和印度軍隊打了個措手不及。解放軍是經過六年西藏平叛的軍隊，印軍卻毫無準備。印軍失利，潰不成軍，不得不繳械被俘。

尼赫魯做夢也沒想到，訪問印度期間，對高喊“印度中國，巴依巴依”（印度中國是兄弟）的印度民衆含笑致意的周恩來，會在喜馬拉雅山麥克馬洪綫附近對他動刀兵。在中方發動戰爭前不久，事實上，就在達賴喇嘛逃出夏宮羅布林卡，踏上漫漫流亡路的當天，尼赫魯還在議會上保證和中國關係良好。尼赫魯是英國人訓練出來的政治家，他太看重，也太相信周恩來五年前的承諾了。

從此以後，1962年邊境戰敗成爲印度人的一個心結，不僅因爲那次打敗了，更是因爲感覺被騙。很多印度人怪罪于尼赫魯輕信了周恩來，稱周為chew and lie。尼赫魯啞巴吃黃連，從此鬱鬱寡歡，兩年后溘然長逝。可以説，1962年中印戰爭給了尼赫魯致命一擊。

 

中印爲什麽戰爭

1962年中國爲什麽發動中印戰爭，中國方面至今沒有解密文件予以説明。“自衛反擊”的説辭純屬面子上的説法。中方軍隊戰勝后，釋放了所有印度戰俘，其中的軍官還帶到内地游覽了一番后禮送出境，歸還了繳獲的武器彈藥，歸還前還加以維修，上了潤滑油，而且下令從戰前的實際控制綫後撤20公里，以表示維持邊境和平，避免再次衝突的善意。

這一番操作，除了讓中國人感覺良好外，至今沒有人能夠解釋。特別大惑不解的是印度人，我所遇到的印度人，包括中印關係專家和外交人員，都疑惑不解。爲什麽打，爲什麽撤，沒有人明白。

這場戰爭能夠説得出的理由，就是印度接受了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周恩來當初游説尼赫魯，要尼赫魯配合説服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可以説是煞費苦心。此舉成功是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的一大功績。其代價就是口頭答應承認麥克馬洪綫。而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當然是要得到尼赫魯同意的。對於尼赫魯來説，接受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的庇護請求，是印度作爲現代文明國家的無可置疑的行爲。但是對于毛澤東周恩來，印度此舉令西藏問題從此國際化，後續麻煩無窮，不能不受懲罰。

所以，在我看來，中國發動1962年對印戰爭，類似于傳統帝王對待番邦夷狄的懲罰，要向鄰居們表示：在亞洲，我才是老大。這是一場政治性的戰爭。和1969年的中蘇邊境戰爭，1979年的中越戰爭一樣，都是從政治考量出發的表演。

中印邊境衝突的前景

在中國歷史上，所謂中心之國，只是中原漢地，邊夷和世界其它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中國對外輸出絲綢茶葉，可是絲路貿易是“接力賽”，中國人本身并不走遠，也不在乎那些東西最後到了什麽地方。中國人不想瞭解那遙遠的地方。在中印交流上，印度向中國輸出了佛教文明，中國人只知道佛經來自“西天”就滿足了。

目前全球疫情前景難測，經濟停滯，隨後必定有一番大調整。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中國和印度必將處於競爭態勢。逆全球化和去中國化同時開始。逆全球化只可能是一種調整，而去中國化卻成爲美國朝野的一種目標共識。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拿出了“印太戰略”。全球化時代中國能夠提供的產品，印度將來都能提供，而中國一度咄咄逼人的威脅，印度卻讓世界放心，因爲印度是民主國家。

中國和印度，不會大打。中印邊境發生的衝突，只是把中印兩國在全球大洗牌和大調整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表現，放到了世人的眼前。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