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生舉報教師事件在中國大陸已經發生多起，數十位教授因在課堂上的“不當言論”被學生舉報，輕則道歉，重則開除。今年三月，此風終於刮到臺灣。臺灣中原大學副教授招名威在課堂上提及新冠病毒肺炎源自中國武漢， 被一名大陸學生向校方舉報，遭到校方壓力，被迫兩度道歉。類似事件在美國也時有發生。例如，2017年6月，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邀請達賴喇嘛在畢業典禮上演講，中國留學生要求校方取消。2019年11月，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抗議該校準備舉辦的一個有關中國人權狀況和海外滲透的研討會，迫使校方以安全原因為由臨時取消。
這類事件常常引起爭論，通常認為，學生舉報教授、大學因政治壓力取消學術討論會這樣的行為是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粗暴干涉。然而，事情幷非如表面所見的這樣簡單。事實上，這些現象背後隱藏著某種深層動機。人們首先應當瞭解的是：這樣的行為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都是受到中國政府鼓勵的。在中國境內，官方公開在學校裡實行“學生資訊員”制度。這是一個“為學校提供教學資訊、督察班級學風”的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從事教學第一資訊與回饋”，也就是把學生互相監督和監督教師的行為制度化。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鼓勵這樣的行為？這就要從“制腦權”說起。
《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二十年了。受此書中的基本觀念啟發，中共中青年一代的軍事理論家們對“超限戰”的“戰法”進行深入研究。這些新一代軍事理論家多為“70後”以及更年輕的一代，受過良好教育，很多擁有博士學位，幷與其他國家的軍隊有過交流和互訪，視野比他們的前輩更為開闊，更熱衷於“理論創新”。
談起戰爭，就避不開“制權”，即對戰爭某一領域的控制權。 “傳統戰爭”的作戰是在物理空間中進行，以海陸空戰為主，“制權”也就是“制海權” 、“制陸權“和“制空權”，即在實戰中海、陸、空軍佔有壓倒性的優勢。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佈建政一個多月後，即於11月11日正式成立空軍，不久參加韓戰。由於沒有“制空權”，中共軍隊在韓戰中吃了大虧，毛澤東長子就死于美國軍機投擲的燃燒彈。技術上的落後使得中共至今無能力在“制空權”和“制海權”上與其勁敵美軍一決高下。
然而，既然“超限戰” 顛覆了“老戰爭”及其制權概念，中共在資訊化和全球化時代的“新戰爭”中就會設法回避傾其國力在“制空權”和“制海權”上與美國競爭，以避免如蘇聯那樣被“軍備競賽”拖垮的命運，而去努力搶佔“未來戰爭“的制權。那麼，在資訊化時代，“超限戰”要佔據什麼樣的“制權“？
在《制生權戰爭——新時代的軍事戰略重構》作者提出 “制生權”，即在生物科技領域的控制權之後，2014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提出了“制腦權” 這一“戰爭法則” 。該書的兩名作者之一曾華鋒是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兼軍隊院校政治理論教學協作聯席會主任等職；另一作者石海明是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兼副主任，及《國防科技》雜誌編委。這本書出版後當年即入選中央和國家機關幹部“強素質、做表率”推薦讀物，幷獲2014年度國防科技大學重大科技進展獎。2017年，該書獲得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頒發的第四屆全軍政治理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可見中共高層對“制腦權”這一概念高度重視。
什麼是“制腦權”？簡單的定義，就是“在國家認知空間的控制權”，即對個人和群體的思維與認知進行操縱和控制。該書作者認為“未來戰爭” 的戰場不僅包含“物理空間”即海、陸、空、太空這樣的自然空間，還將包括“虛擬空間”，亦稱“網路空間”，以及“認知空間” ，即由人類情感、思維、意志、心理活動、信仰和價值觀等構成的空間。“認知空間”包括個人和群體，而“國家認知空間”也就是一個國家的主體成員對自身文化、歷史、集體記憶、社會意識等方面的認知。“國家認知空間”作為新戰爭的戰場之一，可以理解為不同國家文化、制度、價值觀之間的碰撞衝突，其結果與戰爭一樣，勝者得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因此，中共的“制腦權”實質上是專制與民主、自由與壓制之間的另類戰爭。
蘇聯解體後，中共深入研究了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諸多原因。究其根底，蘇聯“紅色江山”變色的根本原因，是民眾對蘇共政權的唾棄，因而在蘇共危機爆發之時，“竟無一人是男兒”挺身相救。但是，在這本書的兩名作者看來，蘇共垮臺的原因是美國針對蘇聯“進行了潛移默化的的認知空間攻擊”，因而導致“國家、民族、政治等概念的含義遭到肢解或顛覆，人們的思想意識逐漸陷入混亂境地，原本高尚、偉大、光榮的民族英雄和歷史記憶，在美國的感知操控下，最終被解構或顛覆。” 因此，為了避免重蹈蘇聯覆轍，中共必須牢牢掌握“制腦權”，捍衛“國家認知空間”。
“制腦權”既然是在國家認知空間的戰爭，如同傳統戰爭一樣，其中的一個重點是“穩定後方” ，也就是說，“控腦”必然先從本國人民開始。因此，中共以“四個自信” 來抵擋“普世價值” ，動用過度懲罰的維穩法律來遏制“歷史虛無主義”，建立舉報制度來懲罰“言論不當” 的教師，禁止美國社交媒體和主要報刊，對一切形式的出版物進行嚴格審查，如此等等皆為“捍衛國家認知空間”的行動，其實質也是對中國人民，特別是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控腦”，通過操縱他們的思維來塑造他們對自身和世界的認知，其結果之一就是“教育”蛻變為簡單的“訓練”，目標是塑造學生們對官方話語體系的認同，並且通過反復強化，使他們對某些名詞形成“條件反射”，比如說到臺灣，他們的直接反應是“一定要解放”，說到達賴喇嘛，他們脫口而出的就是“分裂祖國”。這也導致很多學生留學西方後很難進入需要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學習氛圍。在互聯網上更加如此，面對不同觀點，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只能重複中共的報刊詞語，或者直接開罵，很少能進行有意義的討論。事實上，中國人是“制腦權”的第一批受害者。
與此同時，中共利用臺灣和歐美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市場經濟這些基本價值，發起“制腦權戰爭” 。這場看不見的戰爭此刻就在我們面前進行，例如中國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名，在世界各國大學建立“孔子學校”、在中學建立“孔子教室”，靜悄悄地輸出“紅色文化”，通過“代理人”收購有影響力的媒體，在60多個國家資助華人傳媒，通過它們為中共的“大戰略”代言，通過“百人會”和“千人計畫”滲透歐美大學和文化機構，資助歐美的智庫展開符合中國話語的研究項目，影響歐美政界。通過這樣的方式，中共一方面輸出審查制度來操縱和控制言論，潛移默化、步步為營地入侵美國的“認知空間“，以此影響和扭曲人們的思維和感知；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大外宣”來“講好中國故事”。何為“中國故事”？用該書作者之一曾華鋒的話來說，就是“不僅要現實地回答社會主義中國是否具有比西方更優越的發展優勢，而且要歷史地回答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比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更優越。”
這次武漢肺炎病毒對中國民眾造成極大傷害，而且擴散全世界，造成空前危害。中共全方位發動各個層面的“制腦權戰術”，在短短幾周的時間裡，不僅使得中國民眾壓倒性地認為中國是全球抗疫的模範，“為全世界人民爭取到了兩個月的時間”，而且在歐美國家出現了一些以專家學者或政界財界精英出面，讚揚中國的制度和政策，肯定中共在疫情期間的表現。
自由世界的人們通常認為，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是反擊邪惡宣傳的最佳武器。我們所能夠想像的最壞的宣傳，就是希特勒的煽動，戈培爾的“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 歐美自由世界相信，只要堅持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就一定能戰勝戈培爾式的謊言宣傳。然而，在中共利用現代心理學、腦神經科學、認知科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來開發和佔領“制腦權”的今天，我們是否還能如此自信？中共在研究我們的言論自由，在尋找利用我們的言論自由打敗我們的機會，他們用的是一整套方法，而不僅僅是重複一千遍謊言。他們知道言論自由對自由民主國家制度的重要性，他們就針對我們的制度基礎來打擊我們，迫使我們處於被動不利的局面。怎樣在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的前提下，建立起針對中共“制腦權”的反制方法，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