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政黨强調理論指導，党的領袖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這對于維護領袖的權威非常重要。列寧和斯大林都有大部頭的理論著作，中共同樣如此。毛澤東有屬於他的招牌理論著作，如《實踐論》、《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等等。這些著作由誰捉筆幷不要緊，要緊的是領袖必須有理論來指導革命，如文革的 “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
從華國鋒開始，中共的領袖在理論上頗爲貧乏，這或許是因爲沒有預先準備，倉促間拿不出大套理論來。但是鄧小平以及六四之後的各届最高領導，在任期間也還拿出了各自的招牌口號， 如鄧小平的“黑猫白猫”，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這是他們各自的trade mark。習近平上臺後也需要一個trade mark，于是他托出了“中國夢”。
這些理論中，只有鄧小平的“猫論”是可以稱之爲指導革命工作的“理論”，那是以實用主義哲學爲根基的原則，而其他的說法都只是口號，你不知道那些算是什麽理論，也不知道怎樣用來指導具體的工作。
外界通常認爲，習近平是歷届中共領導中文化最低的，因爲他是文革一代。文革興起、學校關門的時候，他剛剛進中學，也就是說，他缺失了全部的中學教育，後來的工農兵學員和再後來的法學博士學位，都不是認真扎實的教育，改變不了他作爲文革一代的教育缺失。他的思維境界和行事風格，帶著明顯的文革烙印。因此，要理解習近平和他領導的中共，就必須瞭解文革對他，以及在中國占據高位的“太子党”們的塑造。
最能解釋習近平內心的，是他的“初心”和“使命”的說法。
所謂“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丟掉革命的目的；“使命”這個詞，是1966年文革初起時紅衛兵的標志性口號。“初心”和“使命”的說法，其實就是習近平和“太子党”們找回了青少年時期的“革命激情”，帶有鮮明的紅衛兵精神印記。
1966年文革開始，習近平剛進入北京八一學校。八一學校原是晋察冀野戰軍幹部子弟學校，1949年改名爲華北軍區政治部八一學校。這是一所共産黨高幹子弟集中的學校。這樣的學校裏有一種特殊的紅色文化氛圍，“紅衛兵精神”在這群高幹子弟中形成了兩種無可置疑的觀念。
第一種觀念是“革命接班人”觀念。用紅衛兵的語言是這樣說的：無産階級紅色江山是我們的老子打下來的，是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老子打下了江山，兒子就要坐江山。所以，“老一代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子弟天然就是最可靠的、也是唯一可靠的接班人。
這就是當年盛行一時的“血統論”。在這個血統論的煽動下，文革中發生了無數駭人聽聞的反人類事件，乃至于中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後來不得不宣布批判“反動血統論”。然而，在這些高幹子弟中，這種血統論從未動搖過。“接好革命的班，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就是習近平紅衛兵一代的“初心”。
這種“初心”事實上一直得到中共領導人的認可。陳雲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最可靠。也就是說，在中共“打江山”的第一代退出政治舞臺之後，他們生物學意義上的男性後代將接替他們，外人不可染指。這一點從無疑義。胡錦濤/溫家寶時期，我就聽一位紅二代說，他倆只是“家奴”，受托暫時保管家財而已，不久就要交還給真正的嫡傳紅二代。事實正是如此。在接班的資格上，薄熙來和習近平幷無區別，他們的“初心”亦無二致。
第二種觀念就是他們接班以後的“使命”。習近平上任伊始，就針對蘇共瓦解而說了那番“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新南巡講話”：“蘇聯爲什麽會解體？蘇共爲什麽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麽作用了。爲什麽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這番講話有鮮明的紅衛兵語言特色，“城頭變幻大王旗”一語出自魯迅的詩。魯迅著作是文革初期除馬列毛著之外唯一允許閱讀的書，也是當年紅衛兵經常引用的話。要保證“紅色江山不變色”，就是他的使命。不變色的標志，就是保持共産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列政黨的性質。
文革後，鄧小平一方面以“猫論”和民族主義作爲中共凝聚力，另一方面以“韜光養晦”來欺騙國際社會，刻意弱化“階級鬥爭”這一中共理論基礎，掩蓋中共的共産主義政黨本質。六四之後，蘇共倒臺、蘇聯集團解體，西方世界普遍認爲，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和政黨不再成爲世界性的危害。他們以爲，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太落後，中共充其量是一些想搞好本國經濟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在這種認知的指導下，美國和歐洲開始了“蘇東波”之後與中共的合作，將中共引入國際大家庭，幫助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爲這樣就能促使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和平轉型爲民主國家。
他們都低估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以及習近平的“初心”和“使命”。“韜光養晦”實質上只是暫時性的戰略收縮，習近平及其太子党的“使命”是繼承他們父輩沒有實現的最高理想：讓中國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把紅旗插遍全世界，最終贏得共産主義的全球性勝利。這就是習近平及其“太子党”同僚們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動力。
這種使命造就的勃勃野心必然是外向的，是進攻性的。對香港臺灣的滲透、大外宣、强化軍力、南海造島、千人計劃、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等等戰略性項目，全部是外向型的。它利用了全球資本的貪婪，利用自由世界的規則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學術自由和自由市場規則，全方位地進入西方社會，腐蝕西方人才，賄賂西方政要，偷竊技術，收買小國窮國政府官員，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占據支配地位，在全球實行戰略性布局。當它在占據全球供應鏈重要地位後，毫不遲疑地實行“戰狼外交”，以威脅性行動要挾，迫使西方國家對它實行綏靖政策，容忍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破壞既定規則。
中共成爲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雖然經濟絕對值和技術創新能力尚未能勝出美國，但是如果發生對抗，中共可以把對抗發生的沉重負擔理所當然地轉嫁給14億民衆。中共幷不在乎人民的窮苦，民衆再窮，他們照樣全世界大撒幣收買對他們有利的人；中共也不怕死人，爲了達到戰略戰術上的勝利，死再多人他們也無所顧忌，而這些是民主國家做不到的。因此，這是另一種方式的“不對稱”對抗，這樣的“不對稱”使得中共與美國發生衝突時，必定是“兩敵相逢狠者勝”，由此推斷，不能排除中共勝出的可能性。
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和“使命”。這也就是他的“初心”和“使命”非常危險的原因。世界若要和平，千萬不可低估習近平的“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