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你的語言文字

 

 

近日的一大新聞，内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數萬蒙古族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和抗議集會，反對政府在中小學强化漢語教學，進一步淡化蒙古族母語教學。有抗議者受傷，有的被捕，甚至有一位學生为抗議母親被捕而跳樓身亡。

我在研究西藏當代史的同时，也關注中國邊疆區域原住民衆的狀況，包括西藏三區即如今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的藏人、内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新疆的維吾爾人及其他民族如四川凉山地区的彜族等等。写文章时，我盡量避免使用大陸流行的將這些民族稱之爲“少數民族”的説法，其原因是，如果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區域裏有多個民族混居，那麽人數較少的民族或许可以稱爲“少數民族”。然而，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是，這些民族祖祖輩輩聚居在自己的鄉土家園裏，不僅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於政治建制，而且在那塊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还有過自己的國家。历史上那裏的漢人是很少的。这些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來也不是少數。最近半個多世紀，即使在中共政府的鼓励下有大量漢人迁入，在很多地区原住民族仍然是主體。在他们的家乡稱他們為少數民族，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欠公平，所以我盡量使用“非漢民族”這個中性的说法。

中國憲法承認“民族自治地方”有民族自治權，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非汉民族的語言文字。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規定，“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爲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采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幷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小學高年級或者中學設漢文課程，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就是所謂雙語教育。上世紀下半葉，内蒙古自治區遷入了大量漢人，尤其是在城市裏，漢人漸漸成爲多數。但是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仍然是主體，尤其是在牧區。内蒙古的中小學采用的是自然區分漢人學校和蒙族學校的辦法，漢人學校只用漢語教學，蒙族學校主要用蒙語教學，逐渐增加汉语教育的分量。

無論是憲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問題是，它們都沒有强調，使用和教育語言文字是非漢民族的一種基本政治權利，是非漢民族自己的選擇。由于沒有把語言的使用和教育提高到基本權利的高度，那就變成一個行政政策問題，自治法中的規定就常常得不到保證。

中共是一個以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爲指導的漢族政權，当政者对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區域始終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慮和恐懼，其表現就是敵視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非漢民族為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而進行的抗爭也一直沒有中斷。在藏區，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傳統寺院被幾乎全數摧毀，喇嘛被驅散后，仍然有喇嘛在草原上秘密地給孩童教藏語藏文。

2016年，青海藏人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爲呼籲保護自己的母語而被逮捕，2018年以“煽動分裂罪”被判五年監禁。中共對非漢民族語言文字的壓迫，其嚴苛程度只有斯大林的前蘇聯政權可以相比。中國邊疆地區非漢民族為保持母語文字的抗爭，也會繼續下去，因爲這種抗爭，意味著自身作爲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猶太人的秘密

1990年，在一年前的藏人抗議引出拉薩軍管一年多后，中共關上了文革后打開的和流亡藏人的對話大門。就在那年秋天，有一組猶太拉比，涵蓋了猶太人的四大流派，從世界各地匯聚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中的小鎮達蘭薩拉，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和達賴喇嘛會談，討論流亡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

拉比们的擔憂由來已久。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他的居所就成爲西方很多追求精神指導的年輕人向往的地方。很多人在此學習藏語文和東方文化，有些还皈依佛教，出家成爲喇嘛，其中又以猶太青年爲多。於是英語中有了一個新詞Jubu （Jewish Buddhist）。他們想請教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是什麽吸引了猶太青年精英。他們在達賴喇嘛的客廳裏，和達賴喇嘛對話討論了四天。

我在2012年的一次采訪中求證尊者和猶太拉比的對話。尊者說，那次對話不是他邀請的，是猶太拉比們自己安排而來。那時候的交通條件還沒有現在那麽好，僅僅是從新德里到達蘭薩拉，就要坐兩天汽車。那次對話非常成功，互相之間都有很多問題，互相學到了很多東西。在那次對話后，組織者Rodger Kamenetz 出版了《蓮花中的猶太人》（The Jew in the Lotus: A Poet’s Rediscovery of Jewish Identity in Buddhist India），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賴喇嘛對於猶太民族處於不利境況下長達千年而保持了自己的文化非常欽佩，他問猶太領袖們：你们的秘密是什么，What’s your secret?

猶太人的秘密是什麽？這個問題既複雜又簡單。複雜在於長達千年的不利境遇和抗爭一言難盡，簡單在於猶太人的秘密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猶太人的秘密就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之中。

希伯來語的復興

在當代世界，以色列國家的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那是猶太民族的語言。但是，在耶路撒冷第二聖殿于公元70年被毀后，長達近兩千年的時間裏，猶太民族曾經流亡于世界各地，是一个沒有自己國土的民族。在流亡求存的過程中，猶太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在人家的土地上，漸漸地希伯來語就不再是一種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頭語言。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說著十多種和當地語言交流過程中發展出的口語，如猶太-西班牙語（也叫Ladino）、意底緒語、猶太-阿拉伯語，或者就說當地的語言，如德語、波蘭語、俄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等等。

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猶太人，始終沒有忘記，希伯來語是他們的語言，是聖經的語言，是上帝給他們的語言。雖然希伯來語作爲日常口頭語言已經是“死亡了的口語“，但是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宗教儀式上拉比們朗誦宗教經典的時候，用的是希伯來語。希伯來語在日常口語中死亡了，但是一息尚存地活在宗教經典和宗教儀式中。

即使如此，這種宗教儀式和祈禱中用的希伯來語，在時間的長河裏也出現了演變，如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用的是Ashkenazi希伯來語，曾經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用的是Sephardic希伯來語，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生活的猶太人用的是Mizrahi希伯來語。而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口語中，都不再說希伯來語。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語言是必須用的，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存活。一旦不用，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而閑置或廢棄，語言就會死亡。人類歷史上已經見證了很多語言文字死亡而與此相連的文明隨之消失的實例，比如美洲的瑪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絲綢之路上一度非常重要的的粟特語言文字和文化。語言文字的死亡往往只需要一二代人的時間。當語言文字死亡的時候，即使後代還活著，與此相關的文明卻消失了。

第二，文明基因保存得最好的，是宗教。當人類群落意識到文明基因涉及他們的生存延續而必須善加保護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最寶貴的文明種子規定爲一系列的儀式、禁忌和規則，使之神聖化，使之融入宗教信仰。

1881年，23嵗的立陶宛猶太人艾利澤·本-耶胡達在巴勒斯坦提出，如果猶太人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建立自己的國家，就必須先復活自己的語言，希伯來語。語言文字是你區別於他人的標識，作爲一個人類群體，一個民族，你是你而不是他人，他人是他人而不是你，區別就在於語言文字。一個民族要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必須有共同的民族意識，即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語言文字。

艾利澤·本-耶胡達和他的同道們為復活希伯來語而奮鬥了幾十年，爲此他必須克服猶太民族内部的複雜分歧，必須動員全民族，達到全體人民的共識。1922年，艾利澤·本-耶胡達去世，享年64嵗。26年后，當以色列國成立的時候，以色列的猶太國民已經有了共同的口頭和書面語言文字。現代希伯來語是全世界九百萬猶太人的共同語言。猶太民族復活希伯來語，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整個民族復活了一個已經死亡的古老的日常使用語言。復活希伯來語的最重要先決條件，是語言文字仍然保存在宗教之中。希伯來語的復興證明，一個語言的消失只需要一兩代人，一個語言的復興，也可以在一兩代人的時間中實現。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在一次采訪達賴喇嘛的時候，向尊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所接觸的藏人都非常關心，都想向尊者提出的問題：在當下藏民族受到中共壓制的困難時期，我們應該怎麽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達賴喇嘛說，藏人一定要重視教育，特別是藏民族語言文字的教育和傳承。在歷史上，藏人的語言文字教育是在寺院裏，通過寺院教育和佛教信仰、佛教哲學、和佛教知識一起實現的。現在，藏人的孩子也要在現代學校裏學習，學習科學、藏語文，也要學習傳統的佛教知識。只要保持藏人的語言文字，我們就能保持藏人的佛教信仰，我們就保持了藏民族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藏文化就不會消失。

我想，這個道理，對中國邊疆地區所有非漢民族都是一樣的。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435

周恩来与中印邊境問題

 

中印邊境發生的衝突，把中印兩國在全球大洗牌和
大調整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表現，放到了世人的眼前。

 

最近中國和印度軍隊在邊境發生衝突，兩个擁核国家的軍隊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區，用原始方式搏鬥，互有傷亡。兩國關係頓時緊張。衝突的原因涉及領土和邊境綫的爭端，中共執政后，大小衝突已經發生過多次，迄今為止最嚴重的衝突是1962年10月的邊界戰爭。但是，在此之前，中國和印度兩大古老文明幾千年來沒有武裝衝突的歷史，爲什麽到了二十一世紀會出現互相“講不通”的糾葛呢？

中共建政之後至今的中印邊境問題，有一個周恩來與尼赫魯之間的插曲。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麥克馬洪綫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是中共和印度“熱戀”的時候。中共建政之時，印度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印度總理尼赫魯以不結盟運動倡導者的聲譽，和“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共周恩來總理惺惺相惜。尼赫魯指望和周恩來聯手，讓中印兩國成爲亞洲國家反帝反殖民主義的領袖。他大概沒有想過“一山不容二虎”的中國智慧。1954年，兩位總理在印度北方喜馬偕爾邦的一座神秘的花園密會幾天，續簽了1914年英印政府和西藏噶廈之間的《印藏貿易協定》，新協定的全稱是《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也就是說，雖然兩邊政局都已改變，但是生意照樣要做，交通照樣來往。這個新協定有一個前言，那就是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兩年后，1956年12月31日，周恩來又來到這個神秘花園，和尼赫魯密談。他們要對剛剛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蘇聯、和對中國正在展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交換看法，特別涉及中共在藏區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印度方面解密的尼赫魯文件記錄了會談的内容，兩位總理顯然不像1954年那樣情投意合了，頗有話不投機之感。

這次密會的背景是，當時年僅21嵗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正在印度訪問，他抗議中共在四省藏區以軍事力量鎮壓反抗社會改造的僧俗民衆，表示有意留印不歸。這對中共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説辭很不利。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必須勸返達賴喇嘛，爲此需要尼赫魯配合。這就是周恩來在出訪和返回的途中，兩次停留印度會見尼赫魯的原因。他有求於尼赫魯。

從神秘花園返回新德里的火車上，周恩來趁著和尼赫魯密談的最後機會，突然説到了兩國邊境問題。解密的尼赫魯文件是這麽記載的：

周恩來說：“麥克馬洪綫——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瞭解這件事。當時的中國政府，也就是說，那些北京的軍閥和國民黨自然是知道的。也許（緬甸總理）吳努已經告訴閣下，我們研究了這個問題，雖然我們從未承認過這條綫，然而，英國同西藏有個秘密條約，在西姆拉會議的時候宣佈過。現在這已是既定事實，我們應該接受它。”

這番話的關鍵詞是“麥克馬洪綫”，這是兩國邊境問題的癥結。接著，周恩來對尼赫魯說，是西藏方面不肯接受麥克馬洪綫，所以需要説服西藏政府，“等到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后將會做出決定”。尼赫魯心領神會。達賴喇嘛最終返回拉薩。不到三年，“拉薩事件“爆發，達賴喇嘛出走，中共解散傳承三百多年的西藏政府，“説服西藏政府接受麥克馬洪綫”一事自然隨之而去。

 

西姆拉會議的遺留問題

1914年，中國北洋政府、英印政府和西藏噶廈在印度北方城市西姆拉舉行會議，要解決的是三方的劃界問題。要明確畫出的不止是西藏和印度的邊界，還有西藏和中國的邊界。在西藏和印度之間，英國人麥克馬洪提出的邊境綫，就是後世所說的麥克馬洪綫。相對西藏和中國的邊界綫，馬克馬洪綫較爲簡單，英印政府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都認可了這條綫。

歷史上，中國和印度之間沒有交界，兩大文明之間隔著喜馬拉雅山脈中的其他文明群落，主要是藏文明地區。這是在中共控制西藏之前，中印之間從未發生邊界衝突的原因。但是中國和西藏之間則存在長久複雜的邊界關係。對1914年的北洋政府來説，中國和西藏之間，比邊界問題更重要的是主權問題。雖然當時的西藏處於“事實獨立”狀態，但是北洋政府若承認了任何邊界協議，就意味著承認了西藏的“法理獨立”地位。所以，西姆拉會議上，中國代表先是草簽了包括麥克馬洪綫在内的協議，但是在正式簽署前接到政府指令，拒絕簽署。這就是周恩來所説“我們從未承認過這條綫”的來歷。

不過，麥克馬洪綫是西藏和印度之間的界綫，西姆拉會議上雙方是承認了的，所以周恩來說“英國同西藏有個秘密條約，在西姆拉會議的時候宣佈過”。這條綫漸漸地成爲“既定事實”。周恩來說“我們應該接受它”，尼赫魯聞之，如釋重負。既然如此，兩國之間就沒有邊界爭議問題了。

被背叛了的尼赫魯

1956至1962年，中國政府用武力平息了藏人的反抗，幾十萬藏人遭到殺戮，同時中國軍隊在“平叛”中訓練了高原作戰能力。“西藏平叛”結束半年後，參與平叛的解放軍部隊對印度突然發起了“自衛反擊戰”。這次邊境地區的局部戰爭，把尼赫魯和印度軍隊打了個措手不及。解放軍是經過六年西藏平叛的軍隊，印軍卻毫無準備。印軍失利，潰不成軍，不得不繳械被俘。

尼赫魯做夢也沒想到，訪問印度期間，對高喊“印度中國，巴依巴依”（印度中國是兄弟）的印度民衆含笑致意的周恩來，會在喜馬拉雅山麥克馬洪綫附近對他動刀兵。在中方發動戰爭前不久，事實上，就在達賴喇嘛逃出夏宮羅布林卡，踏上漫漫流亡路的當天，尼赫魯還在議會上保證和中國關係良好。尼赫魯是英國人訓練出來的政治家，他太看重，也太相信周恩來五年前的承諾了。

從此以後，1962年邊境戰敗成爲印度人的一個心結，不僅因爲那次打敗了，更是因爲感覺被騙。很多印度人怪罪于尼赫魯輕信了周恩來，稱周為chew and lie。尼赫魯啞巴吃黃連，從此鬱鬱寡歡，兩年后溘然長逝。可以説，1962年中印戰爭給了尼赫魯致命一擊。

 

中印爲什麽戰爭

1962年中國爲什麽發動中印戰爭，中國方面至今沒有解密文件予以説明。“自衛反擊”的説辭純屬面子上的説法。中方軍隊戰勝后，釋放了所有印度戰俘，其中的軍官還帶到内地游覽了一番后禮送出境，歸還了繳獲的武器彈藥，歸還前還加以維修，上了潤滑油，而且下令從戰前的實際控制綫後撤20公里，以表示維持邊境和平，避免再次衝突的善意。

這一番操作，除了讓中國人感覺良好外，至今沒有人能夠解釋。特別大惑不解的是印度人，我所遇到的印度人，包括中印關係專家和外交人員，都疑惑不解。爲什麽打，爲什麽撤，沒有人明白。

這場戰爭能夠説得出的理由，就是印度接受了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周恩來當初游説尼赫魯，要尼赫魯配合説服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可以説是煞費苦心。此舉成功是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的一大功績。其代價就是口頭答應承認麥克馬洪綫。而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當然是要得到尼赫魯同意的。對於尼赫魯來説，接受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的庇護請求，是印度作爲現代文明國家的無可置疑的行爲。但是對于毛澤東周恩來，印度此舉令西藏問題從此國際化，後續麻煩無窮，不能不受懲罰。

所以，在我看來，中國發動1962年對印戰爭，類似于傳統帝王對待番邦夷狄的懲罰，要向鄰居們表示：在亞洲，我才是老大。這是一場政治性的戰爭。和1969年的中蘇邊境戰爭，1979年的中越戰爭一樣，都是從政治考量出發的表演。

中印邊境衝突的前景

在中國歷史上，所謂中心之國，只是中原漢地，邊夷和世界其它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中國對外輸出絲綢茶葉，可是絲路貿易是“接力賽”，中國人本身并不走遠，也不在乎那些東西最後到了什麽地方。中國人不想瞭解那遙遠的地方。在中印交流上，印度向中國輸出了佛教文明，中國人只知道佛經來自“西天”就滿足了。

目前全球疫情前景難測，經濟停滯，隨後必定有一番大調整。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中國和印度必將處於競爭態勢。逆全球化和去中國化同時開始。逆全球化只可能是一種調整，而去中國化卻成爲美國朝野的一種目標共識。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拿出了“印太戰略”。全球化時代中國能夠提供的產品，印度將來都能提供，而中國一度咄咄逼人的威脅，印度卻讓世界放心，因爲印度是民主國家。

中國和印度，不會大打。中印邊境發生的衝突，只是把中印兩國在全球大洗牌和大調整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表現，放到了世人的眼前。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0057

香港，我爲你哭泣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山東大學讀英美文學碩士。毕业后，我在深圳謀了個外企CEO助手的差事。在此之前，我用了兩年多聯係美國的大學，終於為美國布蘭戴斯大學錄取為該校猶太歷史專業的研究生。我揣著我全部財產八十美元，拖著行李箱，跨過羅湖橋上那條不起眼的綫，頭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感覺不到自己淚流滿面，我只知道，自己終於跨過了這條綫。對於我來説，這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綫。香港是自由世界，那是像美國、英國、歐洲一樣的安全、平等、有尊嚴的世界。跨過那條綫，我終於獲得了自由。1997年，當中國歡慶香港回歸時，我在紐約心情沉重地遠觀，一言不發。

 2014年，我在香港短期停留，為我的西藏近代史研究搜集資料。那時占中運動即將發生，氣氛緊張不安。在香港期間，每每有人問到香港將會怎樣，我都不知從何説起。我不是未來學家，我是以嚴謹出名的猶太裔教授訓練出來的歷史研究者，我研究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我在香港中大做了題爲“中共西藏政策的演變與香港的未來”講座。面對香港青年學子，想要説出内心的實話極其艱難： The fate of Hong Kong is locked。我做了一個比喻：台灣是海裏的魚，西藏是鍋裏的魚，而香港是砧板上的魚。中共是不會放過任何一條魚的。以中共對待西藏方式的前車之鑒，香港的命運在回歸的那一刻已成定局，中共不會放過香港，不會讓香港人繼續享受西方社會的自由。

 

香港

1842年，清朝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請注意條約中用的詞是cede。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次戰敗，簽下《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昂船洲一帶予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兩地的新邊界用鐵絲網分隔，即今日界限街一帶。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租借條約，將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兩百多個島嶼租借予英國99年（不包括九龍寨城）。香港總面積2,755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1,106平方公里，2018年人口七百多萬。

二戰中，香港淪陷，日据時期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投降，英國隨即宣佈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中共執政大陸，表示無意奪取香港主權，也不干預中華民國人士在港活動，以此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後，香港左派曾經一度十分活躍，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周恩來親自干預，制止左派製造香港社會不穩，明確宣佈要香港保持現狀，以便充分加以利用。文革后，大陸改革開放期間，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中共確實是“充分利用”了香港。

維基百科的香港條說：前任香港總督楊慕琦在推行屬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一部份的“楊慕琦計劃”時，容許殖民地在戰後擁有高自治權、自主權及獨立，但在二戰後及經歷過1956年雙十暴動以及1960年代末的六七暴動後，英國深知香港易攻難守，難以在中共的威脅下防衛香港，在暴動、間諜和顛覆局勢不穩定之下，香港民主化計劃告吹。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說：“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 12月19日，中英雙方分別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等見證下，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將永久割讓予英國的九龍與香港島和租約到期的新界一併交予中國。據説，英国政府之所以交还整个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由于在中英谈判中，中国政府不承認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條約”（即《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不仅要求收回新界，而且要求包括條約中列明為割讓地的香港島及九龍。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北京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確保香港繼續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不抵觸基本法的法律，50年內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保證香港除外交及防務外於其他事務享有高度自治權。

這一切，在我聽來就是一句話，英國抛棄了香港。爲什麽？

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位於地中海的入口，伊比利亞半島的末端，和西班牙相連，面積僅6.8平方公里，2009年總人口31,623人。它是如今英國海外領土中最小的一個。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就是一個縮小了的香港。

公元1704年，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攻佔直布羅陀，1713年《烏德勒支和約》中，西班牙波旁王朝為換取英國承認其合法性，正式將直布羅陀割讓予英國。請注意和約中用的詞也是cede。自此，直布羅陀一直被英國統治，不少意大利人和英國人開始遷入，部分北非摩爾人也回流，充實了當地人口。

直布羅陀雖小，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它卡住了地中海的咽喉。如果算“自古以來”的話，它是屬於西班牙的。西班牙也一直想讓這“地中海的香港”回歸祖國。但是，即使是在二戰中，英國也仍然牢牢掌握著直布羅陀，并且在二戰中“充分利用”了直布羅陀的優越戰略位置。

二戰后，佛朗哥向英國索要直布羅陀的主權。大英帝國此時實力不再，又遠天遠地，而西班牙緊連直布羅陀，還有一個强人佛朗哥穩定統治西班牙近四十年。於是英國人說，讓直布羅陀人民自己決定吧。1954年，佛朗哥限制向直布羅陀供水，企圖逼迫直布羅陀人民回到祖國。在佛朗哥的不斷施壓下，1967年直布羅陀舉行了有關歸屬問題的首次公投，在有效的12,182票中，同意把主權移交給西班牙的僅44票，主張英國繼續持有直布羅陀主權的為12,138票。

直布羅陀幾乎沒有資源，現在也失去了當初的軍事戰略價值。如今直布羅陀的主要產業是旅游觀光業。据維基百科資料，1997年后工黨政府曾有意將直布羅陀交還給西班牙。該時英國和西班牙都已相繼加入歐盟。於是，2002年直布羅陀舉行了又一次公投，決定是否讓英國和西班牙共同管治直布羅陀。結果該提案以高達98,97%的反對票被否決。

如今，直布羅陀人民仍然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臣民。

精神病人提出的問題

末代港督彭定康說，他在1997年離港前，曾探訪一間精神病院。一個病人問他，爲何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卻沒有徵詢市民意見，就將香港交給了另一個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當時他的一位助手說，好奇怪，這個最清醒的問題，竟然是一個精神病人提出來了。彭定康說，他當時的確承諾說，香港以後會有民主，英國應該繼續履行這個承諾。

How？有誰能夠説出來，當簽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英國有誰知道怎麽履行對香港人民的承諾？用什麽手段或程序來保證？如果對方破壞了聯合聲明，用什麽辦法來阻止，來彌補？

作爲歷史學家，我知道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歷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歷史的演變並沒有確定的路徑定律，沒有什麽一定會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可的。一切都是人的選擇，人的作爲。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研究歷史能告訴我們，爲什麽歷史會這樣發生。

對中共的歷史研究使我相信，中共在香港問題談判時就想好了它想要什麽，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得到。當中共發言人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個歷史文件的時候，讓全世界大吃一驚，堂堂大國怎麽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簽下的國際協議。熟知中共一貫行爲就一點不奇怪，它從一開始就是這麽想的，從一開始就打算這麽做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致命缺失是它沒有規定對破壞聲明的制約和懲罰辦法。中共明白這一點，這是鄧小平堅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因。它一開始就打算撕毀協議的，只是要等到有實力有條件的時候。英國人或許也明白這一點。老牌帝國經驗豐富，不會不想到，如果對方撕毀協議，他們并無良策。即使如此，協議還是簽了。英國為香港爭取到一個毫無約束力的“五十年不變”，算是有了個交待，至此抽身而退。

回到彭定康在精神病院裏的問題。中英談判和簽約不是彭督主事的，他的話似乎是在批評前任主事者。可是他不應該不明白，前任們這樣做，也不會沒有過他們的思考。英國人用“公投”輕輕鬆鬆地堵住了西班牙對直布羅陀主權的聲索。如果英國當初徵詢香港人，你們的選擇是什麽，你們自己決定吧，那會發生什麽？

如今，對中共來説，油鍋已熱，香港這條砧板上的魚已經到了下鍋的時候。而台灣這條魚還在大海裏游動。以史爲鑒，台灣人民應當明白，你們的命運，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掌握在你們自己手裏。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1430

共產主義的幽靈還在游蕩

Black Lives Matter，當前美國和歐洲國家最熱門的運動，要準確翻譯成漢語卻不大容易。這句話的語意本來帶有悲情訴求的色彩，意思是黑人也是人，黑人的生命也是命，黑人也同樣是人命關天。所以有人翻譯成“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漸漸地這意思變得强勢起來，帶有大義凜然而不容異見的色彩，於是被普遍翻譯成“黑命貴”，縮寫為BLM。黑人民權運動本要爭取的是平等，但是現在要是有人說，White Lives Matter too，白人的命也是命，那就會被指責為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成了一種大逆不道的説法，違背了持續多年的“政治正確”準則。

時下風靡美國和歐洲大都市的BLM街頭抗議活動，第一訴求是針對警察過度使用武力，因爲運動的觸發點是一名黑人在警察執法過程中導致意外死亡。這樣的事故以前也發生過多次，也觸發過示威抗議，但是這一次不同。以蒙面尋架的白人青年為多數的Antifa也出來街頭呼應。訴求開始提高，迅速轉變成要求取消警察，推翻歷史雕像和紀念碑，改變歷史地名，諸如此類針對美國歷史和制度之根本評價和認同的要求。這一風潮的高峰時刻，是年邁的衆議院女議長帶領數十名民主黨議員在國會大廳下跪的場面。這一跪恰恰提示，當下的BLM運動不僅是社會性訴求，更是政治性的對抗。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羅巴游蕩”。172年前，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開頭寫下這句話的時候，這個幽靈還只是在歐洲的圖書館和有產階級的客廳裏游蕩。103年前，也就是1917年，這個幽靈擢取了俄羅斯帝國，在此32年后，這個幽靈又捕獲了中國。 1989年，蘇東劇變，原蘇東集團下的人民唾棄了共產主義政治制度。人們以爲，這個危害深重的幽靈從此被埋葬了，地球上只剩下幾個不幸而落後的地方需要打掃，把共產主義幽靈的碎片掃進墳墓。

最近BLM一套一套的説辭，讓人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共產主義的幽靈，依然在游蕩。

經過訓練的馬克思主義者

美國大城市街頭到處可見BLM的存在，可BLM到底是什麽，卻很少有人明底細而講得清。爲了避免被誤導，我只使用網上比較可靠的信息，如BLM的官網、維基百科中比較穩定的條目，以及報刊的公開報導等等。根據這類信息源，BLM是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但不是一個有中心、有等級結構的正式組織，而是一個多分支、相互有聯係但鬆散的群體。

他們的組織動員能力卻不可小覷。這次由警員暴力而觸發的事件，BLM能迅速發動全國大城市甚至波及歐洲城市的街頭抗議，那麽多人平時似乎不見蹤影，此時突然在同樣的時間出現，而且能長時間堅持，發起各種“自治區”，堅持數日數星期。他們的口號也是精心創作的，簡潔而有逼人的氣勢，如“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白人的沉默就是暴力”，“我不能呼吸”，“我的兒子是下一個嗎？”

雖然BLM的面目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凡群衆運動都有自己的風格標記。BLM的風格，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那就是歐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的激進派。這些激進抗議者最終都向馬克思主義尋找理論指導，還有如黑豹黨，則向毛澤東語錄尋找策略指導。

BLM運動公開亮相的有三位社區組織者：Alicia Garza, Patrisse Cullors, 和 Opal Tometi。這三位都是黑人女士，前兩位還是公開的queer。這樣的身份標志著BLM運動的一個重大理論和策略特點，那就是包含性（inclusive），要盡量把其他抗議訴求吸收進來，包括女權、LGBT、變性者權益等等。這樣不僅能發動更多的人，而且使得抗議表現得多姿多彩。但是對抗議活動的持久可控，提出了極高的難度。

Patrisse Cullors

網上有一段Patrisse Cullors接受采訪的錄像，她似乎有點猶豫但終於明説了，她們有理論框架，是經過訓練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她的導師是埃里克·曼恩（Eric Mann），也就是説，BLM的骨幹是曼恩訓練出來的。曼恩這個人非常重要，他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的極端暴力組織“地下氣象員”的成員，這個組織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國内恐怖組織，他們以爆炸警察局及政府建築物而出名。他們是有理論有綱領的組織，目標是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一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終於，我們看到，一個改變了形式的共產主義幽靈在歐美城市游蕩。這個幽靈的前世漸漸顯露，曼恩是這個幽靈和前世的連接點。

曼恩的社區戰略

曼恩是一個職業革命家，堪稱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重視理論，講究策略，是BLM運動衆多年輕人的教父級角色。他在加州洛杉磯建立“勞工/社區戰略中心”並親自擔任主任已經有25年之久。這個中心就像毛澤東當年建立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目的是培養幹部。他聲稱要利用基层组织“关注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反抗史，以及与共产主义有悠久深厚历史联系之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動員社區力量。他們的這種“城市實驗”并不諱言暴力。這就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美國的活學活用，只不過美國的革命突破口是大都市的貧窮衰落社區。

Eric Mann

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和一系列民權法案廢除了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和各個層面種族歧視政策，半個多世紀來卻沒有走出一條幫助和引領黑人民衆，尤其是新一代黑人及家庭走出貧窮，全面提升的道路。多年的平權措施和福利政策，對黑人予以傾斜性照顧，只是使得一部分黑人提高了經濟和社會地位，但是這些黑人都走出了黑人社區，黑人社區因此出現“精英流失”，都市黑人社區缺乏精英引領。高達70%以上的黑人家庭為單親家庭，作爲社會細胞的家庭處於瓦解狀態，加上黑人的失業、貧困和健康問題，少女懷孕問題，幫派問題等等。多年來輿論上的“政治正確”壓力，使得政治精英們不敢正面提出和討論這一系列問題及其導致的困境，只是一味回避。

於此同時，作爲商業和金融和服務業中心的城市，從業者紛紛遷移到郊外或周邊城鎮居住，城市是他們上班的地方，他們卻不是城市的居民。居住在城市裏的往往是貧窮人口，其中很多是黑人和拉丁裔等族群。在法律廢除種族隔離半個世紀后，美國出現了事實上的種族和階級雙重分離現象，大都市的衰落成爲惡性循環。這種貧富分化和分離的地方，往往是醖釀革命的溫床，也是共產主義幽靈游蕩的首選之地。

曼恩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他的“城市實驗”、“社區戰略”就是要利用這種衰落社區作爲革命根據地。

從家庭和社區做起

現在美國的BLM運動，受美國政治分裂並極度對抗的狀態影響，不僅造成了都市街頭的混亂，還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街頭混亂並不能持久，思想混亂卻由來已久，而且還會持續下去。這一次，中國大陸出來的華人，凡是經歷過文革的，對BLM運動都抱著不看好的態度，因爲我們都有深刻的文革記憶，其結果我們都曾親身經歷。我們不會天真地相信，共產主義的理論或戰略能夠解決當下美國的任何問題，能夠為民衆帶來任何好處。

美國黑人的狀態，仍然是美國必須面對的一大問題。提升美國黑人大衆的生存狀態，必須從建設社區做起，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設作爲社會細胞的家庭。這需要全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和黑人大衆的共同努力，首先是要有面對現實討論問題的勇氣。“政治正確”的教條只是一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空話。精英階層，包括宗教神職人員、商人實業家、政治人物和醫生教師必須幫助大衆，引領大衆。只有這樣，或許才能走出美國黑人再次解放之路。

首發《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0946

爲什麽口罩變成了彈藥

 

當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國爆發的時候，美國總統、副總統率聯邦抗疫小組的傳染病專家和公共衛生專家每天傍晚舉行記者會，向全民報告疫情和疾病控制中心推薦的應對方略。他們說，這是一種新的病毒，人類對此所知甚少。眼下沒有特效藥，最要緊的是防止擴散，辦法就是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離”，再加上每個人養成勤洗手的習慣。

在美國的華人都知道口罩在中國防止疫情擴散起到的重要作用。台灣成爲全球抗疫的模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為民衆提供了足夠的口罩，使得人人及時戴上了口罩。 然而，一個殘酷的事實是，當疫情在美國爆發的時候，整個美國的藥店、百貨店裏，已經買不到口罩了。除了勉强能供應醫護人員的口罩以外，美國沒有口罩了。要在一個多月之後，口罩才一點點地出現，多數人戴上了各色的自製口罩。在這場總統稱之爲“看不見敵人”的戰爭中，美國因爲缺少口罩而初戰失利。

爲什麽會這樣？

信息是生物戰的戰略性武器

疫情爆發于武漢。病毒是否由人類干預產生，是實驗室泄漏還是人爲散佈，人在這場瘟疫中是完全無辜的，還是涉及某種過錯，這些問題不會輕易消失，也很難會有明確的答案。但是，從去年12月8日武漢衛健委發出疫情通報開始，中國從李文亮醫生、武漢和湖北各級機構，到中國最高領導對疫情信息的處理，都應該是有邏輯的，能夠回答“爲什麽這麽做”。

世界衛生組織規定，各國對疫情有及時如實通報的義務。疫情初起時必須儘快瞭解病原體，掌握傳染强度、疾病症狀、致死率和治愈率等等信息，對全球防疫抗疫至關緊要。全世界對疫情的防擴散措施、診斷和治療病人、確定病源、研發疫苗、尋找特效藥等等，都依賴於這些信息。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中共封鎖了疫情爆發的關鍵信息，特別是“人傳人”的信息，長達將近一個月。在不得不向國際社會公開后，中共在疫情的傳染强度、傳染方式、致死率等方面，給出了大量錯誤信息。特別蹊蹺的是，武漢于1月23日封城后，習近平1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此後譚德塞在很多場合贊揚中國的防疫措施，和中國一起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有關此病毒的很多錯誤信息，而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根據這些信息來制訂防疫政策，導致疫情蔓延，應對失誤。只有台灣是唯一的例外。由於中共强力壓制台灣，台灣被排擠在世衛組織之外，而台灣朝野不信任中共，不以中共提供的信息為依據，反而成爲全球唯一成功把疫情擋住的國家。

問題是，中共爲什麽要封鎖信息，爲什麽要提供虛假的有關傳染强度和致死率的信息而影響其他國家防疫失誤？

事實上，疫情初起時，只有中國存在疫情，只有中國有這種病毒，也只有中國對這種病毒最瞭解。武漢有中國最高級的病毒研究機構，有一批曾經留學西方的病毒科學家。該所的的病毒學家專門研究這種病毒，特別是研究病毒在物種間傳播和人類之間的傳播，已經長達數年。面對這種非常危險的新病毒，中國和其他國家處於信息不對稱地位，中國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信息，而其他國家處於信息盲區，不得不依賴於中國提交給國際社會的信息。

這恰恰就是生化戰爭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局勢：誰先期掌握了獨家信息或獨家技術，誰就掌握了“制生權”，也就有了制勝可能。現在去討論這次疫情是不是某一方故意發起的生化戰，是否人工製造病毒，是否故意釋放爲時尚早，諸如此類的問題當下是得不到答案的。然而，疫情爆發並向全球擴散，事實上就造成了生化戰的局面。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現象，比如怎樣影響對方並保護自己，是生化戰中必須做的。所以，不管這次全球大瘟疫是不是人爲發動的生化戰，這次疫情為中共提供了汲取生化戰實戰經驗的機會。將防疫抗疫當作戰爭，就必須區分敵與我，爲此第一條就是掌控和操縱有關疫情的信息，使得敵我處於信息的不對稱狀態，從而獲得戰略上的優勢。

中共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中共大力發展生物技術，研究生化戰已經多年。疫情爆發后，中共生化戰的頂級專家陳薇少將立即奉命接管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各地軍事醫學院立即派出隊伍進入武漢各大醫院。他們是把這次疫情當作戰爭來打的。這就是中共在這次疫情中向世衛組織，向國際社會封鎖消息，提供虛假信息的唯一能夠解釋得通的原因。

口罩就是子彈

這次病毒疫情在世界範圍内呈現二部曲，先在中國爆發流行，當中國疫情高峰過去時，疫情在全世界流傳開，造成世界範圍的極大災難。在防止疫情擴散上，中共對病毒瞭解得更早更多。他們知道口罩對于防止這種具有極强傳染力的病毒非常重要。中國是口罩生産大國，2019年生産口罩45億個，占全球産量一半。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一不尋常舉動說明中共完全明白這次病毒非常凶猛。但是，此後中共幷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擋幾十萬已經離開武漢的人前往西方國家。中共顯然知道，疫情必然很快擴散到美國、意大利等有大量中國人來往的國家。

詭异的是，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從武漢后的第二天1月24日到2月29日，中國進口了2億多口罩。中共是通過中國在世界各國的外交機構、企業和組織全方位地搜尋采購，加上僑團和華人為國内親友和特定醫院的捐贈，在極短的時間裏將大量口罩運回中國。事實上，在中國疫情期間，中共用統一指令的高效率，搜刮了全球可以找到的幾乎全部剩餘口罩。一些國家輕信中國的虛假信息，以爲疫情不會在自己國家爆發，因此大意地慷慨解囊，將自己的存貨捐贈中國。，當全球其他地方爆發疫情的時候，他們發現口罩沒有了。

這個狀況給了美國人民一個深刻的警示和教訓。他們發現，由於製造業的外流，他們用的口罩都是made in China，他們自己的口罩工廠，竟然就設在武漢。中國需要口罩的時候，他們讓中國人買空了自己的口罩庫存，而當自己需要口罩的時候，中國以防疫爲名，甚至禁止美資在中國的工廠將口罩運回美國。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由於美國一度嚴重缺乏口罩，爲此有多少人感染病毒，有多少人喪命。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想象，控制口罩正是生化戰的一種打法，口罩就是生化戰中的彈藥。

一支軍隊，如果彈盡糧絕，那麽就只有繳械投降這樣一個選擇。一個國家，如果武器彈藥都在敵國製造，都要從敵國購買，在戰爭中一天都無法生存。

美國將自己生產口罩

今年1月底我去了幾次醫院做每年例行的體檢。診所入口処，照常放著免費取用的口罩、洗手消毒液等物件。2月再去的時候，口罩等不再放在外邊隨便取用了，需要的人必須開口向服務櫃臺上索取。美國已經出現了口罩緊張的情況。不久疫情就在美國爆發，口罩的緊張情況久久不得緩解，因爲大部分的口罩，是在中國生產的。

這次疫情嚴重地教訓了沉浸在全球化夢幻中的美國人。中共是一個從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的革命政黨，他們從來沒有放棄以美國爲敵，也從來沒有放棄用武力占領台灣。未來的世界戰爭不會是以往的戰爭形態，因爲中共不可能在常規戰爭中打敗美國。中共一直在尋找特殊的制勝可能。在未來的特殊戰爭中，口罩就是彈藥。彈藥在敵國生產，那是自殺。這次瘟疫，讓美國人看到了這一點。我在寫下這幾句話的時候，恰是我生活的小城市裏，一家生產口罩和其他個人防護用品（PPE）的工廠舉行開工典禮，美國總統竟然到場祝賀。區區口罩，美國人意識到必須自己生產。這在此之前是無法想象的，風向開始變了。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