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17, 2020

香港,我爲你哭泣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山東大學讀英美文學碩士。毕业后,我在深圳謀了個外企CEO助手的差事。在此之前,我用了兩年多聯係美國的大學,終於為美國布蘭戴斯大學錄取為該校猶太歷史專業的研究生。我揣著我全部財產八十美元,拖著行李箱,跨過羅湖橋上那條不起眼的綫,頭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感覺不到自己淚流滿面,我只知道,自己終於跨過了這條綫。對於我來説,這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綫。香港是自由世界,那是像美國、英國、歐洲一樣的安全、平等、有尊嚴的世界。跨過那條綫,我終於獲得了自由。1997年,當中國歡慶香港回歸時,我在紐約心情沉重地遠觀,一言不發。

 2014年,我在香港短期停留,為我的西藏近代史研究搜集資料。那時占中運動即將發生,氣氛緊張不安。在香港期間,每每有人問到香港將會怎樣,我都不知從何説起。我不是未來學家,我是以嚴謹出名的猶太裔教授訓練出來的歷史研究者,我研究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我在香港中大做了題爲“中共西藏政策的演變與香港的未來”講座。面對香港青年學子,想要説出内心的實話極其艱難: The fate of Hong Kong is locked。我做了一個比喻:台灣是海裏的魚,西藏是鍋裏的魚,而香港是砧板上的魚。中共是不會放過任何一條魚的。以中共對待西藏方式的前車之鑒,香港的命運在回歸的那一刻已成定局,中共不會放過香港,不會讓香港人繼續享受西方社會的自由。

 

香港

1842年,清朝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請注意條約中用的詞是cede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次戰敗,簽下《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昂船洲一帶予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兩地的新邊界用鐵絲網分隔,即今日界限街一帶。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租借條約,將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兩百多個島嶼租借予英國99年(不包括九龍寨城)。香港總面積2,755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1,106平方公里,2018年人口七百多萬。

二戰中,香港淪陷,日据時期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投降,英國隨即宣佈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中共執政大陸,表示無意奪取香港主權,也不干預中華民國人士在港活動,以此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後,香港左派曾經一度十分活躍,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周恩來親自干預,制止左派製造香港社會不穩,明確宣佈要香港保持現狀,以便充分加以利用。文革后,大陸改革開放期間,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中共確實是“充分利用”了香港。

維基百科的香港條說:前任香港總督楊慕琦在推行屬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一部份的“楊慕琦計劃”時,容許殖民地在戰後擁有高自治權、自主權及獨立,但在二戰後及經歷過1956年雙十暴動以及1960年代末的六七暴動後,英國深知香港易攻難守,難以在中共的威脅下防衛香港,在暴動、間諜和顛覆局勢不穩定之下,香港民主化計劃告吹。

1984222日,鄧小平說:“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 1219日,中英雙方分別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等見證下,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在199771日將永久割讓予英國的九龍與香港島和租約到期的新界一併交予中國。據説,英国政府之所以交还整个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由于在中英谈判中,中国政府不承認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條約”(即《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不仅要求收回新界,而且要求包括條約中列明為割讓地的香港島及九龍。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北京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確保香港繼續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不抵觸基本法的法律,50年內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保證香港除外交及防務外於其他事務享有高度自治權。

這一切,在我聽來就是一句話,英國抛棄了香港。爲什麽?

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位於地中海的入口,伊比利亞半島的末端,和西班牙相連,面積僅6.8平方公里,2009年總人口31,623人。它是如今英國海外領土中最小的一個。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就是一個縮小了的香港。

公元1704年,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攻佔直布羅陀,1713年《烏德勒支和約》中,西班牙波旁王朝為換取英國承認其合法性,正式將直布羅陀割讓予英國。請注意和約中用的詞也是cede。自此,直布羅陀一直被英國統治,不少意大利人和英國人開始遷入,部分北非摩爾人也回流,充實了當地人口。

直布羅陀雖小,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它卡住了地中海的咽喉。如果算“自古以來”的話,它是屬於西班牙的。西班牙也一直想讓這“地中海的香港”回歸祖國。但是,即使是在二戰中,英國也仍然牢牢掌握著直布羅陀,并且在二戰中“充分利用”了直布羅陀的優越戰略位置。

二戰后,佛朗哥向英國索要直布羅陀的主權。大英帝國此時實力不再,又遠天遠地,而西班牙緊連直布羅陀,還有一個强人佛朗哥穩定統治西班牙近四十年。於是英國人說,讓直布羅陀人民自己決定吧。1954年,佛朗哥限制向直布羅陀供水,企圖逼迫直布羅陀人民回到祖國。在佛朗哥的不斷施壓下,1967年直布羅陀舉行了有關歸屬問題的首次公投,在有效的12,182票中,同意把主權移交給西班牙的僅44票,主張英國繼續持有直布羅陀主權的為12,138票。

直布羅陀幾乎沒有資源,現在也失去了當初的軍事戰略價值。如今直布羅陀的主要產業是旅游觀光業。据維基百科資料,1997年后工黨政府曾有意將直布羅陀交還給西班牙。該時英國和西班牙都已相繼加入歐盟。於是,2002年直布羅陀舉行了又一次公投,決定是否讓英國和西班牙共同管治直布羅陀。結果該提案以高達98,97%的反對票被否決。

如今,直布羅陀人民仍然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臣民。

精神病人提出的問題

末代港督彭定康說,他在1997年離港前,曾探訪一間精神病院。一個病人問他,爲何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卻沒有徵詢市民意見,就將香港交給了另一個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當時他的一位助手說,好奇怪,這個最清醒的問題,竟然是一個精神病人提出來了。彭定康說,他當時的確承諾說,香港以後會有民主,英國應該繼續履行這個承諾。

How?有誰能夠説出來,當簽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英國有誰知道怎麽履行對香港人民的承諾?用什麽手段或程序來保證?如果對方破壞了聯合聲明,用什麽辦法來阻止,來彌補?

作爲歷史學家,我知道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歷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歷史的演變並沒有確定的路徑定律,沒有什麽一定會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可的。一切都是人的選擇,人的作爲。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研究歷史能告訴我們,爲什麽歷史會這樣發生。

對中共的歷史研究使我相信,中共在香港問題談判時就想好了它想要什麽,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得到。當中共發言人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個歷史文件的時候,讓全世界大吃一驚,堂堂大國怎麽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簽下的國際協議。熟知中共一貫行爲就一點不奇怪,它從一開始就是這麽想的,從一開始就打算這麽做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致命缺失是它沒有規定對破壞聲明的制約和懲罰辦法。中共明白這一點,這是鄧小平堅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因。它一開始就打算撕毀協議的,只是要等到有實力有條件的時候。英國人或許也明白這一點。老牌帝國經驗豐富,不會不想到,如果對方撕毀協議,他們并無良策。即使如此,協議還是簽了。英國為香港爭取到一個毫無約束力的“五十年不變”,算是有了個交待,至此抽身而退。

回到彭定康在精神病院裏的問題。中英談判和簽約不是彭督主事的,他的話似乎是在批評前任主事者。可是他不應該不明白,前任們這樣做,也不會沒有過他們的思考。英國人用“公投”輕輕鬆鬆地堵住了西班牙對直布羅陀主權的聲索。如果英國當初徵詢香港人,你們的選擇是什麽,你們自己決定吧,那會發生什麽?

如今,對中共來説,油鍋已熱,香港這條砧板上的魚已經到了下鍋的時候。而台灣這條魚還在大海裏游動。以史爲鑒,台灣人民應當明白,你們的命運,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掌握在你們自己手裏。

 

原載《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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